董某某涉嫌三起抢劫案,采纳律师意见轻判六年
来源: 董某某涉嫌三起抢劫案,采纳律师意见轻判六年   发布时间: 2013-06-30 22:21   1019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董某某涉嫌三起抢劫案,采纳律师意见轻判六年
 

   

(被告人董某某涉嫌抢劫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天津某某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董某某亲属委托,指派律师王秀杰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庭前,辩护人通过会见当事人、研究卷宗,对案件有了全面、客观了解,现根据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

1、指控被告人董某某参与第三起对抢劫被害人王某某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不应予以认定;

2、而对于前两起共同犯罪,董某某从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3、同时,第二起对被害人邱某某的案件,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以及考虑到,董某某还具有其他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希望法庭能够对其减轻处罚,公正量刑。

一、指控董某某参与第三起对抢劫被害人王某某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应予以认定。

《起诉书》指控,三被告人在滨海新区胜利路街四化里一花池附近对被害人王某某进行殴打,后在被告人孙某某的足疗店内继续对王某某进行殴打并抢走手机一部。但辩护人认为,该项指控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1、证据不足。

辩护人注意到,卷中公诉方关于该起犯罪的指控,主要证据有四组:

第一组,被害人王某某陈述;

第二组,证人刘某某的证言;

第三组,被告人孙某某、张某某的供述;

第四组,被告人董某某的供述;

但仅仅依靠该四组证据,不足以认定指控之罪行的存在。

⑴、被害人王某某的卷中笔录未指认董某某对其进行殴打。

被害人王某某在卷中有两份笔录,其陈述的核心要点均存疑问。

第一点,对方人数。

“至少三个男的还有二个女的”(516日笔录第2页)。关于这一

点,被害人有明显刻意夸大嫌疑,因为卷中被害人刻意将“抱孩子的女人”即证人刘某某,也算作嫌疑人了。

第二点,在花池对其殴打的人指向不明。

“这时和男子乙一起来到的人,具体有几个人我不清楚,开始打我。

有拿棍子打我的,打我后背和胳膊上面了,还有用砖头砸我脑袋上了”(5月16笔录第3)。这一阶段,被害人除了能确定“男子乙”(结合全卷来看应该是被告人孙某某),其不能确定殴打他的人数和对象。

第三点,足疗店对其殴打的对象指向明确的,只有孙某某和张某某。“男子甲(结合全卷来看应该是被告人张某某)把我的手机抢了过去,

他们又开始打我,男子乙手里拿着木棍子打我后背和胳膊了,其他人也都动手打我(5月16笔录第4)。这一阶段,被害人只能确定男子甲(张某某)和“男子乙”(孙某某)对其实施殴打,而不能确定被告人董某某是否在场以及是否对其进行殴打。

第四点,抓获被告人时的模糊指认,不足为证。

“民警带着我去我被打的地方认地点,这时旁边的民警拦了一个男的,我一看就是他们打的我,所以这三个男的被民警带到公安机关了(5月16笔录第12)。如前所述,被害人在描述犯罪过程时,只能描述出男子甲和乙,但是在抓获后却能清楚指认男子甲乙丙,如此模糊而夸大的指认不足为证。

证人刘某某的证言不能证实董某某殴打被害人。

证人刘某某的证言可以证实:

第一点,            在花池对被害人殴打的人是孙某某;

“孙某某用脚踹了那个男的几脚,我看见我丈夫、董某某、还有董志

家的一个朋友在旁边站着。”(刘某某笔录第3页)。

第二点,在足疗店内发生的情况其并不知晓;

“当时,孙某某家外面的门是关着的,我也没有看见里面发生了什么

事。”(刘某某笔录第3页)。

⑶、关于被告人孙某某、张某某的供述相互矛盾。

辩护人注意到,被告人孙某某证实,第三起案件董某某在场,且供述“几个人拳打脚踢把那个人打了一顿”。但是,孙某某不能详细供述董某某实施了哪些行为。

而,被告人张某某却曾经有过完全相反的供述。

张某某第一次笔录,2011517日的笔录45页证实:“问:你们当时都有谁?答:有我、孙某某和他媳妇,后来我媳妇也走了。问:董弟参与这件事了吗?答:他没参与。”

张某某第二次笔录,2011518日的笔录4页证实:“当时,董某某在店门口站着,没进来。”

可见,张某某的原始第一手笔录能够证实,董某某未参与本起犯罪。

⑷、被告人董某某否认该起犯罪指控。

卷中,董某某对参与其他两起案件均予以认罪,但是对于该第三起指控一直未予认罪,其辩解是:“事发时在旁边和门口外看热闹,事后和孙某某、张某某将被害人送走,后被警方带走。

当然,辩护人并不是指董某某拒不认罪就不能定案。但是,董某某的辩解恰恰又能与张某某的前述供述相印证,且又能对害人王某某和证人刘某某的笔录的模糊之处给予合理的解释,这才是“疑罪从无”关键所在。

2、事实不清。

辩护人认为,上述证据之间的矛盾和存疑,导致案件的下列基本事实模糊不清,无法定案。

⑴、    案发现场除被害人以外,到底有几个人,都是谁?

被害人王某某的说法“至少三个男的还有二个女的”,五个人;

证人刘某某的说法“孙某某家里有孙某某、张某某、董某某、还有董

志家的一个朋友。”,四个人。

被告人孙某某的说法“当时,屋里是孙某某、张某某和董某某,三个人,后来送被害人的时候董某某的朋友来了,才是四个人。”

被告人张某某的说法“问:你们当时都有谁?答:有我、孙某某和他媳妇,后来我媳妇也走了。”,四个人。

被告人董某某的说法“孙某某和张某某在屋里殴打被害人”,两个人。

⑵、    董某某是否进屋,殴打并抢劫被害人?

按照被害人王某某、证人刘某某和被告人孙某某的笔录,董某某可能是进屋并参与了对被害人的殴打和抢劫。

然而,按照被告人张某某和被告人董某某,相互印证的说法,董某某肯定是未参与被害人王某某案。

⑶、    董某某和孙某某、张某某之间对本起案件是否存在事前预谋?

根据张某某2011518日笔录第5页证实:“2011516日下午,孙某某来找我,和我说“张哥帮帮忙,咱们去切一个”,当时我没说话。

可见,孙某某和张某某之间关于第三起抢劫存在事前预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二人又和董某某之间形成相同的预谋。

综上,在控方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未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的前提下,在控方指控董某某参与本起犯罪的事实模糊不清、扑朔迷离的情况下,

恳请合议庭能严格依据“疑罪从无”的定罪原则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事实认定原则,对该项指控不予认定。

二、被告人董某某在抢劫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本案,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明显不同,其中孙某某系抢劫的头目、主犯,而被告人董某某和共犯张某某显然是帮凶、从犯,体现以下四方面。

1、犯罪提议者是孙某某,而董某某仅是出于哥们义气的参与者。

关于犯罪的提议者,被告人董某某和共犯张某某在卷中的供述是一致的,也都是始终如一的:即犯罪议者和纠集者孙某某,董某某是出于哥们义气,参与犯罪的。

2、从犯罪过程来看,董某某的实施的行为仅限于“踹了两脚”未持械伤害被害人。

这一点,在被告人孙某某和张某某的笔录中均有供述。可见,董某某对被害人的身体的伤害程度和心理的胁迫程度,远远低于两名同案犯。

3、从赃款的分配情况和犯罪的获益情况来看,董某某居于次要地位。

比如,第一起案件所得赃款,按照被告人孙某某的供述:“事后请董某某和张某某喝酒吃烧烤,剩下的钱和张某某到津南区小站镇嫖娼了。”

并且,本案事发于孙某某的足疗店,事后钱款又都被孙某某掌握,客观的讲董某某从中基本无法获利。抢劫系刑法条款中侵害财产类犯罪,从获利情况可以间接看出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位置。

可见,在整个抢劫过程中,董某某仅仅扮演了一个提供劳力的“跟班儿者”的角色,仅仅起到了辅助作用,属于从犯中的帮助犯类型。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101日起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8  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所以,请求合议庭考虑董某某从犯情节,对其依法从轻量刑。

三、第二起对被害人邱某某抢劫犯罪的指控,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正如《起诉书》所认定,第二起案件中,被害人趁机逃离现场,而被告人并未实际占有被害人的财物,被害人的人体损伤程度也未到轻伤以上严重后果。

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2005]8号)第十条的规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101日起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6  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

四、被告人董某某系初犯、偶犯,人身危险性较小。

如前所述,本案案发前董某某并无任何前科劣迹,从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系典型的初犯。且董某某参与本案与其交友不慎有一定关联性,即涉案具有一定偶然性,董某某系典型的偶犯。

、被告人董某某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被告人董某某到案后,对案件事实确有辩解,但系法律赋予其的法定权利。其到案后,全面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该表现主观上反映了其“浪子回头”的良好态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法发【20036号)第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六、被告人董某某愿意退赔退赃、积极赔偿被害人,反映了其认罪服法、悔罪改造的良好态度。

庭审前,被告人董某某多次要求其家属代为积极退赔退赃,以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同时愿意缴纳罚金,最大限度地弥补自己的罪行,反映了被告人良好的态度和较小的恶性。

最后,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充分考虑,依法只能认定董某某参与了两起犯罪,其在两起共同犯罪系从犯,第二起犯罪又属于犯罪未遂,同时其还具有认罪悔罪、初犯、偶犯等诸多情节,希望法庭能够对其减轻处罚,给其一个早日回归社会的机会!

呈此意见,敬请采纳!                                

此致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王秀杰

天津律师事务所

                                     0一一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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