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霞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价税千余万)
来源: 刘某霞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发布时间: 2013-06-30 23:52   1018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刘某霞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刘某霞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天津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刘某霞亲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刘某霞的一审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庭前我们认真查阅了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被告人,对案件有了全面客观的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的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以及相关价税、扣税数额均认定有误,同时被告人刘某霞具有从犯、积极退缴税款等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恳请法庭综合予以考虑。

一、《起诉书》指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以及相关价税、扣税数额认定有误。

根据,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某霞涉嫌介绍涉案的九家企业共虚开增值税发票101份,价税合计:10329292元,非法扣税款1634779.68元。公诉机关认定的证据主要是:

第一组证据,刘某霞的供述;

第二组证据,被告人何杰的供述;

第三组证据,被告人洪某等九家涉案企业负责人供述;

第四组证据,增值税发票等书证。

但是,由于证据本身并不严谨、科学和证据之间存在冲突等原因,导致公诉机关认定的相关数据有误,现仅以九家企业中的三家为例,简要分析。

第一家,(洪某)枣庄市塑料编织厂。

《起诉书》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40份,价税合计:4453551元,非法扣税款647097.1元。那么,我们详细分析证据:

第一组证据,刘某霞的供述。

辩护人注意到,在刘某霞的笔录里确实提及“200610月至200712月,一共给洪某开了4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税价合计大约500万左右”(刘2008925笔录第3页和20081112笔录第4页)。

但是,辩护人同时注意到刘某霞做以上供述的前提都是,“侦查员问:你一共给洪某开具多少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答:我记不清了。”同时,提醒法庭注意的是,今天庭审刘某霞也供述:具体介绍给哪家企业开具多少份记不清了。

应该说,“记不清”的说法是符合客观逻辑的,因为经历前后近两年的时间以后,要求年纪已高、身体不好被告人刘某霞,记住如此复杂发票数量,是不现实的。

可见,以上“45份”的供述,是在被告人明确表示“记不清”的情况下,强行要求被告人“回忆”起来的“精确”数字,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第二组证据,被告人何杰的供述。

第三组证据,被告人洪某供述。

既然,介绍方和开票方讲的开票份数不一致,那么就看受票方洪某的供述。但是,遗憾的是洪某在卷中有四种说法:

①没有虚开过增值税发票(20081030日笔录);

②虚开过11张增值税发票,并讲出具体票号(20081230日笔录);

③从刘某霞手里取过10份发票(200915笔录);

④有4份是虚开的发票,剩余6份发票有真实交易,并讲出具体票号(2009112日笔录)。

第二家,顺发编织厂。

《起诉书》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11份,价税合计:1212290元,非法扣税款176144.71元。

第一组证据,刘某霞的供述。

根据,刘某霞2008107的笔录里确实提及:刘某霞辨认11份增值税发票票号,是其介绍开给王彦水的。(第2页)但是,辩护人意见同上,不再重复。

第二组证据,被告人何杰的供述。

第三组证据,被告人王水的供述。

可见,在经开票方和介绍方关于虚开的发票数量供述不一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又没有安排受票方参与辨认虚开的发票,所以起诉书认定的11份虚开数量,依据不足。

可见,在经开票方和受票方关于虚开的发票数量供述不一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又没有安排介绍方参与辨认虚开的发票,所以起诉书认定的7份虚开数量,依据不足。

综上,辩护人认为由于证据存在缺陷,《起诉书》认定相关数据并不准确,起码不能排除三家企业绕开介绍人虚开发票的可能性,因此上述三家企业的相关数据不应认定,应予扣除,即:

虚开增值税发票分数=101-40-11-6=44份;

价税合计=10329292-4453551-1212290-641900=4021551元;

非法扣税款=1634779.68-647097.1-176144.71-93267.52=718270.35元。

请求法院依照“疑罪从无”的证据标准要求,对本案涉案相关数据谨慎认定,并最终依据科学准确的数据最被告人定罪量刑。

二、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刘某霞属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本案系典型的共同犯罪,且能够依法认定主从犯。

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如下:

① 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

② 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是指各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③ 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1. 本案的犯罪主体有被告人刘某霞九家公司负责人等。

2. 本案中每一次案发,对应的三个被告人共同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3. 本案中每一次案发,对应的三个被告人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本案中,九家受票单位在其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都会将需要的数量告诉刘某霞,刘某霞再将此情况告诉何龙光或者申杰。显而易见,在此过程中,九家单位与刘某霞之间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刘某霞与何龙光或者申杰之间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九家单位与何龙光或者申杰之间也有意思联络,他们之间的意思联络由刘某霞来完成。所以,在每一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受票方、中间人和开票方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

综上,本案中每一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由三人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共同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所以,本案系共同犯罪,且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地位、作用大不相同,依法能够分清主从犯。

(二)被告人刘某霞系本案中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 被告人刘某霞不是本案的开票方,开票方是安徽注册的公司。

2. 被告人刘某霞不是本案的受票方,受票方是山亭的八家公司以及滕州一家公司。

3. 被告人刘某霞没有参与抵扣税款。

本案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后,由各受票单位分别去国税局抵扣税款,在抵扣税款环节,被告人刘某霞自始至终为参与。

4. 在本案中,被告人刘某霞获利最少。

本案中,何为山亭区八家塑编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前后

分别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额1%1.2%1.5%的好处费;八家塑编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刘某霞价税合计额4.5%-4.8%不等的开票费,然后上交价税合计额17%的国税,其在本案中获利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额的12%;而刘某霞在本案中仅获得价税合计额0.1%-0.5%不等的好处费,即使按照价税合计额的0.5%计算,其仅获得5万元的好处费。故刘某霞在本案中系获利最少者。

5. 本案中,犯罪的意者不是被告人刘某霞,其仅起居间介绍作用

(三)主犯没有并案处理的,从犯也应依法认定。

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的规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霞与何龙光、申杰与九家单位的负责人系典型的共同犯罪,且各共同犯罪人均已到案,完全可以并案处理,即使没有并按处理,也应考虑被告人刘某霞在全案中的次要、辅助的地位和作用,认定其为从犯,对其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刘某霞与本案其他被告人均积极退缴税款,未给国家税收造成任何损失。

案发后,九家受票单位均已退回非法抵扣的汇款,而且,被告人刘某霞在九家单位已全部退税的基础上,积极退税40万元。至此,因本案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的税款损失均已挽回,未给国家税收造成丝毫损失,希望法庭充分考虑此一情节,对被告人刘某霞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刘某霞是初犯偶犯,本案案发的深层次诱因是现行增值税制度存在的瑕疵。

本案案发前,被告人刘某霞一贯表现良好,有正当的职业和幸福的,从未受过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因此,刘某霞系典型的初犯与偶犯,这都反映了其较小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说明其矫正改造性较大,再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同时,辩护人认为现行增值税制度存在的弊端是本案案发的深层次诱因。首先声明,这里辩护人无意对国家的税收制度横加指责,更无意为刘某霞的涉案行为找客观原因开脱责任,仅仅客观分析案件原因。按现行增值税制度规定,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而相比之下,小规模纳税人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此导致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过重以及由于购货方因不能足额抵扣进项税额而不愿购买小规模纳税人的货物,这是现行增值税制度众所周知的弊端。比如,本案中的九家塑料编织企业,往往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原料,那么没有进行增值税则不能抵扣税款,但是销项增值税在销售环节却还需交纳。这样,也就在塑料加工业形成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巨大市场,这也难怪被告人刘某霞在卷中多次提到“在临沂很多人都在虚开发票”。

当然,制度上的瑕疵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不能使被告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恳请法庭考虑制度诱因,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

四、被告人刘某霞系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刘某霞到案后,共有20次供述,在其20次供述中,其始终自愿认罪,悔罪,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没有丝毫隐瞒,亦未作任何辩解,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法发[2003]6号)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之规定,对被告人刘某霞从轻处罚,以体现我党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五、被告人刘某霞体弱多病,不适合羁押,请求法院慎重量刑。

被告人刘某霞已年近花甲,身体有多种老年疾病并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也因此枣庄市看守所拒绝羁押被告人刘某霞并督促区检察院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所以,从被告人刘某霞的健康状况考虑,其并不适合在监狱羁押,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本着节约国家司法资源和人性化执法的原则,对被告人刘某霞慎重量刑。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某霞的行为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理应惩罚,但考虑到其在本案犯罪数额存在巨大争议,被告人系从犯、积极退缴他人抵扣的国家税款及认罪、悔罪等诸多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之情节,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从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司法政策出发,对被告人刘某霞慎重量刑,以达刑罚之感化、教育功效,以体现法律的权威。

呈此意见,敬请采纳。

此致

枣庄市  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王秀杰

天津  律师事务所

20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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