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某祥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有期徒刑缓刑)
来源: 赵某祥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有期徒刑缓刑)   发布时间: 2013-07-01 21:23   989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赵某祥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有期徒刑缓刑)
 

   

  (赵某祥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天津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某祥的委托,指派王秀杰担任其一审辩护人。通过查阅卷宗材料和参加庭审,发表如下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祥构成故意伤害罪,证据存疑;同时,被告人赵某祥具有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之情节,以及诸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判决时予以考虑。

一、本案认定故意伤害罪,证据存疑。

1、证明赵某祥事发时对被害人实施故意伤害行为的证据存疑。

当然,这里的故意伤害行为,是指直接导致被害人轻伤的行为。

通过法庭质证可知,事发当天,纠纷现场仅有被告人赵某祥、被害人杨某以及证人张某福、赵某荣四人在场。而卷中,邻居田珉、吴靖、李桂英等证人,实际上并未看到纠纷过程,也就无法证实被告人是否实施伤害行为。

同时,公安200711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证实:双方均不能提供杨某本人被打和赵某祥本人不曾动手打人的证据,经工作走访了解,周围群众也没有人目击当时纠纷过程。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四人的在卷中对纠纷过程的描述:

被害人杨某的陈述。

辩护人确实注意到,被害人杨某的笔录中多次提到,赵某祥对其实施了伤害行为,比如用拳捣其鼻子和头部、勒其脖子、用膝盖撞其胸部和腹部等。

但是,杨某同时也承认,其对被告人也有伤害行为,比如其在200765日第一次笔录第3页证实:“我一下子扑过去抱住那男子,将那男子扑到在地上,我压在他身上。”

被告人赵某祥的供述。

首先,被告人赵某祥一直否认殴打过被害人。

其次,被告人赵某祥虽然承认与被害人确实发生过肢体接触,但也都是在被害人欲持刀伤人的紧急情况下本能的防卫动作。

比如,其2007525日第一次笔录第3页证实:“我一见他拿刀,我就上去抓住他的手,……我就过去抓住姓杨的胳膊往外拽,当拽到屋外是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姓杨的也倒在我身上。”

当然,联系被害人杨某的上述笔录,这里实际上赵某祥是被杨某扑倒的,很难查明。

证人张某福和赵某荣的证言。

该两位证人作为事件的直接目击者,均证实:被告人没有殴打过被害人,同时当天被害人确实曾经手中持刀。

可见,案卷中能够证明被告人赵某祥对被害人有过殴打行为的,只有作为纠纷一方的被害人的一面之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孤证”。同时,联系到被害人杨某与被告人赵某祥的家属早有房屋租赁纠纷,其笔录中很难不含有“借机报仇”的感情色彩。根据刑事诉讼法的严格证据规则,这样明显带有“报复”色彩的“孤证”存疑。

2、证明被害人身上的两处轻伤与当天纠纷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存疑。

根据卷中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被害人的两处轻伤为: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和左眼眶骨折。但是,辩护人认为,认定该两处轻伤系被告人的行为所致的证据不足,即无法证明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上述《鉴定书》仅仅能证明伤情,不能证明致伤原因。

该鉴定书中,特别注明:“轻伤是否为本次案件中形成,请结合案情调查。”

其实,在司法实践中,法医鉴定文书中是很少有类似措辞的,那么,该《鉴定书》为什么特别注明这一点哪?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07525日事发后,被害人首先到二五四医院就医,但是,至200764日被害人出院时,出院诊断上并无“左侧上颌骨额突骨折和左眼眶骨折”的任何记载。这说明,出院时被害人身上并无该两处伤。但是,出院一周以后,到611日被害人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CT检查时,却查出该两处伤。

可见,也正是基于这“蹊跷”的一周间隔,使鉴定部门只能得出一条结论:轻伤,但不能确定是否系本案形成。

涉案的两处轻伤完全有可能是本案以外的其它原因造成。

如前所述,被害人的两处轻伤是其出院一周之后,检查出来的新伤,那么,该伤情完全可能是在一周时间内由于其他人为原因或非人为原因造成的,比如意外摔伤、打斗打伤、交通事故等。

也就是讲,本案在是否存在伤害行为,以及纠纷冲突与轻伤结果之间的有无因果关系两方面,证据存疑,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二、被告人具有赵某祥具有自首情节。

本案,虽然认定被告人赵某祥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不足,但是退一步看,暂且不考虑证据因素,被告人也有自首情节。

《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即自首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案被告人之行为完全符合该要件,依法应认定其自首情节。

1、自动投案。

案发过程中,被告人赵某祥主动用手机拨打110报警,报警后并未逃离现场,而是等待警方前来对事件进行处理,并自愿随警方回派出所解决问题,将纠纷事件和自己本身都置于警方控制之下,其态度和行动均具有主动性,系自动投案。对此有大量证据予以佐证,比如:

①被告人赵某祥2008225《讯问笔录》第3页:“他从桌上拿起一把弹簧刀,刀子当时是打开的,……我用我的手机打的110,接通后我让我姐姐和警察说的。”

②被害人杨某20071212《询问笔录》第2页:“这时,我听到张某福的妻子跟那男子说打110报警。”

③证人赵某荣2008225《询问笔录》第3页“:我和我弟弟就出了单元门到了楼道的外面,我弟弟拿他的手机报的警,当民警问报警地点时,我接过手机讲的报警地点。”

2、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同时,提醒法庭注意,被告人赵某祥于2007525所做的第一份笔录是证人的《询问笔录》,这证明当时侦查机关并未将其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也并未掌握肢体冲突的细节。但是,被告人赵某祥自己在该笔录中如实供述了冲突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和别人打起来了,和一个姓杨的打架,……我一见他拿刀,我就上去抓住他的手,……我就过去抓住姓杨的胳膊往外拽,当拽到屋外时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姓杨的也倒在我身上。”

以上说明,被告人赵某祥主动报警,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身于警方控制之下后,如实交待了其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的主要事实,其行为符合自首的法律规定。

根据《刑法》 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本案,显然属于轻微犯罪,符合“免除处罚”的法定条件

三、被告人赵某祥具有诸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之情节。

1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依法应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应该说,案发的诱因本是一般的民事纠纷,即租房腾房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民事调解和诉讼的方式解决。并且,当天被告人陪同其姐姐、姐夫去找被害人的本意,也确实是为协商解决纠纷。但是,见面后由于被害人不但拒不腾房,而且还有骂街、持刀恐吓等一些系列的不冷静行为,直接导致事态扩大,最终升级为肢体冲突。由此可见,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依法应对被告人赵某祥从轻处罚。

2、被告人赵某祥一贯表现良好,系初犯、偶犯,有改造可能性,请法庭酌情考虑。

初犯、偶犯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再犯的可能性也较小,属于我国刑法之酌定量刑的情节。本案被告人赵某祥此前一贯表现良好,从未受过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系典型的初犯与偶犯,故其改过自新较为容易,再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3、被告人赵某祥愿意尽其所能对被害人进行民事赔偿,表明其良好的态度。

应该讲,此次庭审前,被告人赵某祥多次向被害人表达了的歉意,并愿意倾其所有积极赔偿被害人。但是,由于自身经济窘困的原因,并未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然而,赵某祥都表示,不管本案刑事部分结果如何,以及民事赔偿部分是否能够调解成功,一定会积极赔偿被害人。这种积极赔偿的诚意,表明了被告人认真悔过的决心。

四、本案从性质上含有民间纠纷或治安冲突成份,为避免重刑主义的弊端,恳请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认定两处轻伤是否系被告人的行为所致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本案实质上仍属于民间纠纷的范畴,或者顶多属于应负行政处罚责任的治安案件,不在国家刑事法律打击的犯罪之列。

众所周知,刑罚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利用好了,通过适当的人身刑或财产刑处罚能够实现惩罚与预防相结合的双重目标;但是如果这把双刃剑用不好,不当的刑罚又容易导致打击面过大,使某些当事人“破罐子破摔”。

具体到本案,如前所述,被告人赵某祥本身具有自首的情节,其案件情节又显著轻微,又系初犯、偶犯,这都证明了其较易改造的本性和较小的社会危险性。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其施以刑罚,尤其是施以拘役或有期徒刑的自由刑,则在羁押场所很容易使其被恶性犯罪“交叉感染”,沾染恶习,有可能使其在犯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成为重刑主义、惩罚主义的牺牲品。所以,请法庭对其量刑时慎之再慎。

综上所述,辩护人恳请法庭充分考虑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同时被告人赵某祥具有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之情节以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慎重量刑。

此致

天津市  区人民法院

                                 天津律师事务所

                               律师   王秀杰 

                                00九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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