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某一涉嫌贩卖运输毒品案(死缓)
来源:    发布时间: 2013-07-01 22:37   1173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吴某一涉嫌贩卖运输毒品案(死缓)
 

  

(吴某一涉嫌贩卖运输毒品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天津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吴某一家属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庭前,辩护人通过认真研究案卷材料,对案件有了全面、客观了解,现根据事实与法律发表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于指控被告人吴某一,涉案海洛因680克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

但是,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一贩卖运输冰毒2700余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疑罪从无原则”不应予以认定,同时其在案中有重大立功情节,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恳请合议庭依法不对其适用死刑。

一、指控被告人吴某一分四次贩卖运输冰毒2700余克,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本案,《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某一伙同被告人周某云、李某鹤分四次共同贩卖运输冰毒2700余克。但是,辩护人认为该项指控证据不足,核心事实不清。

1、证据不足。

辩护人注意到,卷中公诉方关于贩卖运输冰毒的指控,主要证据有四组:

第一组,被告人周某云的供述;

第二组,被告人李某鹤的供述;

第三组,被告人李某亮的供述;

第四组,宾馆入住登记、银行汇款凭证等书证。

但是,仅仅依靠该四组证据,不足以认定指控之罪行的存在。

⑴、被告人吴某一并未认可该项指控的内容。

到案至今,吴某一对于贩卖运输海洛因680克的指控一直是认罪的,但是其对于贩卖运输冰毒的指控一直是否认的。

当然,辩护人并不是指,被告人拒不认罪就不能定案,但是起码从证据体系来讲缺少了关键一环。

⑵、该指控缺少直接物证---冰毒。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吴某一等人涉嫌贩卖运输冰毒2700余克,其中分四次卖给“二伯”冰毒共计2550克,分五次卖给李某亮冰毒共计100克。

其中,贩卖给“二伯”的毒品份额占涉案毒品总额约94%。但是,因为本案“二伯”并未到案且基本身份没查清,所以占涉案毒品绝大部分的2550克冰毒是否真实存在,也无从查证。如果仅仅由同案犯周某云的口供,来认定涉案冰毒存在,显然难以服人。

另外,关于贩卖给被告人李某亮100余克冰毒,虽然李某亮在卷供述予以认可,但是毕竟仅仅查获了30克冰毒,剩余70余克冰毒亦无从进一步查证。

可见,在缺少最直接物证冰毒的前提下,仅有被告人口供,很难认定毒品一定排他性地存在。

⑶、该项指控缺少关键证人证言。

也就是讲,除了缺少冰毒外,该项指控还缺少一些关键证人证言,这些中间环节旁证的缺失,造成支持该项指控的证据体系极不牢固。

比如,被告人李某鹤2009519日的供述,3月初的一天吴某一花20多万,找一个外号叫“艾福”的人买冰毒一条(即1000克)。

又比如,被告人李某鹤2009519日的供述,3月中旬左右的一天,吴某一曾让李某鹤和吴某一的另一个朋友“平东”一起送毒品到河北献县高速服务区,由周某云接货。(即,就是《起诉书》指控的20092月中旬贩毒700余克的一起。)

那么,且不提起诉书指控的贩毒日期和李某鹤所供日期不符。更关键的是,“艾福”和“平东” 基本身份并未查实,也就无法核实二人是否真实存在。那么,在冰毒物证缺失的情况下,关键证人证言又缺失,也就很难形成牢靠的证据链条。

⑷、同案犯周某云和李某鹤,二人的供述相互矛盾,疑点重重。

辩护人注意到,公诉机关指控吴某一贩卖运输冰毒,主要是依据同案犯周某云和李某鹤二人的供述,但是二人的供述恰恰相互矛盾。

①关于第一次2009年初贩卖运输冰毒800余克,被告人李某鹤并未见到毒品。

卷中,被告人周某云供述:20092月初的一天,吴某一和李某鹤从四川开车来天津,带回来一条1000克冰毒。

同时,被告人李某鹤2009423日供述:20092月初的一天,他和吴某一从重庆开车到天津,当时不知道是运输毒品,到天津吴某一从副驾驶座下拿走一个黑色塑料包的东西,后来回重庆的路上吴某一说他下车时拿走的是冰毒。

李某鹤的供述表明,李某鹤当时并未看见冰毒,所以对是否真有毒品存在、种类是否是冰毒、数量等问题,李某鹤证实不了。

②关于第二次20092月中旬在献县石黄高速服务区贩卖运输冰毒700余克,被告人周某云和李某鹤供述的毒品种类不一致。

第二次涉案贩毒,周某云供述:20092月中旬,她打苏强的车到献县,李某鹤在服务区客房给其一包冰毒,回家称量700来克。

但是,李某鹤供述始终是:他和“平东”开车到河北献县高速服务区车坏了,吴某一打电话让他把一个纸盒子给周某云,里面装的是块状海洛因。比如,李某鹤在其2009330日和423日的笔录中都供述的是“海洛因”

当然,冰毒和海洛因在量刑的法律意义上,毫无区别。但是,这说明二共犯所供毒品种类都矛盾,那么该次贩毒本身是否存在就值得怀疑了。

③关于第三次、第四次分别贩卖运输冰毒400余克和800余克,被告人周某云和李某鹤供述的毒品数量不一致。

第三次涉案贩毒,周某云的供述是:20093月初,吴某一来天津带来500克冰毒,控完油后只有400多克。

但是,被告人李某鹤的供述是:3月的一天,他和吴某一一起开车到天津,这次是一条冰毒1000克。

第四次涉案贩毒,周某云在卷中的供述是:20093月中旬,在徐水宾馆李某鹤给其一包冰毒还有一个玩具熊。

但是,李某鹤的供述是:大约今年31819日在徐水大酒店,其交给周某云一大袋和一小袋冰毒,还有一个白色毛绒玩具熊。

当然,辩护人注意到,关于这两项贩卖运输冰毒指控的数量,在周某云和李某鹤供述不一的情况下,公诉机关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少不就多”地采纳的周某云的供述。但是,仅根据周某云的模糊回忆,去认定涉案毒品数量,缺乏科学严谨性。

比如,在被告人周某云2009331日的《讯问笔录》中就曾经提及:“问:你好好考虑?答:我脑子挺乱的,头很疼,确实现在想不起来了。”

所以,在缺少直接物证毒品的情况下,仅凭被告人的供述回忆,无法排他性地认定涉案毒品的种类和数量,定罪存疑。

⑸、同案犯李某亮的供述以相关书证,难以排出合理怀疑。

如前所述,虽然李某亮供述:周某云曾向其贩卖100余克冰毒。但是,毕竟仅从李某亮随身查获了30克冰毒,剩余70余克冰毒亦无法得到直接印证。

另外,卷中的一些书证,如,“达州至巴中、巴中至北京客票”、“大竹县宾馆记录”、“李某鹤入住天津珠江宾馆的记录”、“李某鹤入住徐水记录”、“李某鹤入住快捷酒店等记录”,虽然能够证明被告人的行程和住宿情况,但是作为间接证据却反映不了毒品交易的任何痕迹。

2、事实不清。

辩护人认为,上述证据的缺失导致案件的下列基本事实模糊不清,很难定案。

⑴、四次冰毒交易的上家是谁,下家是谁?

在李某鹤供述的“艾福”等上家的基本身份没查清,周某云供述的“二伯”等下家的基本身份没查清的情况下,被告人吴某一又不认可贩卖冰毒,表明冰毒的“来龙去脉”有待查实。

⑵、毒品数量和含量如何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121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712月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毒品含量鉴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亦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

辩护人认为,考虑到本案,一方面涉案的毒品数量,有可能适用死刑;另一方面被告人周某云的供述证实,涉案毒品含有大量油污等杂质,所以本案依法应进行毒品含量鉴定。

但是,在缺少直接物证毒品的情况下,进行毒品含量鉴定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讲,本案毒品的含量无法进行必要的检验。

⑶、毒资数额难以确定。

辩护人注意到,卷中有两组关于毒资的证据:

第一组,是周某云给吴某一银行汇款的八份凭证书证,份别是:

200925日,汇23万元。②28日,汇17万元。③214日,汇17万元。④215日,汇16万元。⑤222日,汇11万元。⑥31日,汇37万元。⑦322日,汇27万元。⑧324日,汇10万元。共计158万。

第二组,是周某云在卷中对上述汇款书证的辨认及认可供述,比如其2009525日的供述。

但是,如果仅根据周某云的模糊回忆,就此认定本案毒资是158万元,显然是不严谨的。

一方面,公诉机关指控的冰毒数量是2700余克,认定周某云向下家“二伯”的卖出价是每克350元,照此计算冰毒的毒资应该是945000元,再加上购买海洛因的24万元,总毒资约为118.5万元。那么,这就出现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即本案毒品的买入价158万元远远高于卖出价118.5万元,被告人吴某一等是否会“赔本赚吆喝”哪?显然不会,只能是本案毒资认定有误。

另一方面,被告人周某云关于毒资的供述本身矛盾重重:

比如:周某云在2009328日供述:“吴某一在外面做生意,有时放高利贷,经常让我给他往四川汇款。……我一共汇了四次钱,21417万元,215日汇16万元,322日汇27万元,324日汇10万元,总共70万。

这说明,周某云供述其给吴某一的汇款还有“做生意”和“放高利贷”的用途,并且数额供述也不一致。

再比如,周某云在卷中笔录多次供述:在徐水大酒店一起交易中,20093月中旬,周某云给吴某一汇款两次大约2425万元。

但是,我们在汇款书证中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20093月中旬的汇款记录。

所以,结合被告人周某云在卷中多次供述毒资“具体记不清了”,可见仅凭周某云模糊回忆永远无法查清毒资的数额以及分配。

综上,在同案犯之间供述相互矛盾、吴某一未予认可指控、缺少直接物证、毒品上下家和毒品、毒资数量无法查实的情况下,关于被告人贩卖运输冰毒2700余克的指控,明显尚未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尤其是考虑到,本案之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恳请合议庭能严格依据“疑罪从无原则”,对该项指控不予认定。

二、本案,被告人吴某一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轻处罚

1、被告人吴某一之重大立功情节,指其协助侦查机关抓获了本案另一被告人毕某。

这一事实,可以通过两份证据证实:

①派出所20094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经讯问,该三人交代了自己参与毒品交易的犯罪事实,且周某云交代李某亮向其购买毒品,吴某一交代向毕某购买毒品。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通过技侦手段3291时许在河西区酒店将犯罪嫌疑人李某亮抓获,4519许在四川省大竹县一牌馆内将犯罪嫌疑人毕某抓获。

②吴某一2009328到案第一份《讯问笔录》,在该笔录中吴某一,如实交待了毕某的户籍情况、年龄、体貌特征和手机号码,以及给毕某汇款的户名“徐梅桂”、账号。

两份证据均证实,吴某一328日到案后当即表示愿意配合侦查机关抓获上线,主动交代侦查机关所不掌握的毕某的手机号码和交易账号,45日侦查机关以手机号码为线索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将毕某抓获。后,侦查机关在毕某的协助下,又抓获另一被告人张定云。

根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津高法(200054号第二节第3条的规定:“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协助的形式包括:带领侦查机关到犯罪嫌疑人藏匿地点抓获,提供侦查机关不掌握的通讯号码,提供侦查机关不掌握的藏匿地点。所谓不掌握是尚未通过其他侦查手段获取的情况。”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8号)第七条的规定:犯罪分子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前款所称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

而本案,被告人毕某从量刑角度,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所以吴某一协助抓捕的行为构成重大立功。

2、吴某一的重大立功情节足以抵其死罪,不应对其适用死刑。

根据,200812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324号)第七条的规定: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把握,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幅度的大小,应当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应结合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立功大小综合考虑。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则上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具体到本案,吴某一的重大立功行为,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司法资源,为社会铲除了后患,重大立功情节足以抵死罪,应加大对其减轻处罚的力度。该情节,还能反映出被告人吴某一良好的悔罪态度以及较小的人身危险性。恳请法庭考虑该因素,对其不适用死刑。

    三、本案属于“以贩养吸”类毒品犯罪,且大部分毒品含量不明,

请法庭量刑时考虑该因素,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案卷中,众被告人尿检《检验报告》证实:被告人吴某一、周某云等尿液中均含有甲基苯丙胺毒品成份,这证明他们本身都在吸毒。可见,本案有“以贩养吸”的情况,这也说明本案的社会危害性比单纯为营利目的贩毒案件要低得多。

根据,2008121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324号)的规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

同时,根据卷中《毒化检验报告》证实:周某云住处收缴海洛因343.75克含量76.6%。这一含量,与同类案件相比属于偏低。另外,如前所述,涉案绝大部分毒品含量不明。

恳请法庭,考虑该情节。

四、鉴于本案定案证据存疑,恳请合议庭依法不对其适用死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121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所以,鉴于本案同案犯供述疑点重重、被告人吴某一否认指控、且缺少直接物证、毒品毒资以及交易的上下家均无法查实,恳请合议庭考虑上述司法解释精神,对本案慎重量刑。

五、本案,吴某一等被告人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其罪不致死。

根据,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具体到本案,综合考虑被告人吴某一之前并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到案后能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证明其人身危险性不大,显然不属于法定的“罪行极其严重、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形。

另外,虽然我国现在还属于国际上少数保留死刑的国家,但是“严格控制、慎重适用、少杀、慎杀也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法发〔200711)的规定:“我国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但应逐步减少适用,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办理死刑案件,必须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严谨审慎,既要保证根据证据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又要保证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做到少杀、慎杀。”

辩护人认为,本着“少杀、慎杀,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的死刑原则,被告人吴某一罪不致死,不应适用死刑!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某一贩卖运输冰毒2700余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疑罪从无原则”不能予以认定,同时其具有重大立功情节,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恳请合议庭依法对其不适用死刑,给其一个重新做人的宝贵机会,以体现法律对生命的最大限度宽容和尊重!

呈此意见,敬请采纳。

此致

天津市第  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

                                  20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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