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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玛才旦:讲了一半的故事,更有深意

                来源:解放日报 | 顾学文 刘芳旭

                受访者提供

                读他的文字,看他的电影,仿佛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从藏区吹来的风。但,他的世界,不止于此。

                一半是藏,一半是汉;一半是生活,一半是创作;一半是文学,一半是电影;一半是传统,一半是现代;一半是过去,一半是未来……他是个丰富的人,却喜欢只讲一半的故事。

                著名导演、藏汉双语作家万玛才旦,推出新著《故事只讲了一半》。十个短篇,展现普通藏民生活群像。在万玛才旦的讲述中,故事有了广延,传说有了听众,神话有了子民。

                对话万玛才旦,如聆听一首智慧而沉静的长诗,他的声音低沉,语调和缓,虽然“故事只讲了一半”,却足以驱散浮躁与焦虑,带来抚慰与坚定。

                万玛才旦,藏族,1969年生。在电影和文学领域同时发力,曾获花城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金鸡奖、金爵奖、华鼎奖、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美国布鲁克林国际电影节影片奖等几十项文学、电影大奖,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藏族导演,坚持藏汉双语写作的作家。

                主要电影作品有《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著有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岗》,汉语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乌金的牙齿》等;译有《西藏:说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德本加小说集》等。

                故乡与世界

                我个人更喜欢“越是人性的,越是世界的”

                读书周刊:在《故事只讲了一半》之前,您在另一部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中,这么表达自己的创作动力——“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从《乌金的牙齿》到《故事只讲了一半》,感受到您确实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而青藏高原的风刮过,也确实为这些故事蚀刻出了独特的纹理和走向。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从这些故事中读出了人之常情——尽管故事背景非常有民族特色,但人物经历、所表现出的情感都是与民族无关的人之常情。可不可以将您的小说的主题理解为“共同的人性”?

                万玛才旦: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以前有一个提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我个人更喜欢“越是人性的,越是世界的”。人性的东西可以超越民族与种族,就像我们看伊朗电影,尽管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与我们不一样,但是不妨碍我们理解电影中的情感。无论是我的电影还是小说,虽然讲述的是西藏故事,但我还是更想去描绘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与人性。这是更普遍的,也是更本质的。

                读书周刊:在您的理解中,有哪些超越民族的“人之常情”?如何抓住它们?

                万玛才旦:在创作中,我没有特别地突出或强化什么,只要抓住基本的人性,就足够动人了,因为这是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种族都共通的。

                长久以来,大家对西藏少数民族居住区可能有一些误解。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缺乏对那里的人的情感层面的理解,其作品给人们留下了对当地人(尤其是寺院里的僧侣)的刻板印象。然而,就像我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的小活佛,一个已经成了活佛的小孩,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天真烂漫的一面,作为孩子、作为人的天性,是始终存在的。有时候,可能因为身份或其他缘故,有些东西会暂时地隐藏起来,但是,那些本质的、内在的东西还是会长久地留存在每个人身上,这就是人之常情、人性。

                读书周刊:将藏语言文学理解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不是也是一种“误解”?

                万玛才旦:不全是。一方面,魔幻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外界的命名。诚如马尔克斯在谈及拉美写作时所言:“那些看上去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是拉美的现实特征,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对属于其他文化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百年孤独》里每一个让我们觉得很魔幻的细节、情节、人物,马尔克斯都可以找到具体的、对应的出处——对于他而言,他的作品就是现实。

                藏语言文学中的魔幻性,也是有现实依据的,这些作品在别人看来是魔幻的,在当地人看来就是现实的,他们相信那些传说是真的。我在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里讲到,人们认为生和死是相通的,死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带口信给活着的人,帮他实现生前没有实现的愿望。这种思维方式非常普遍。

                另一方面,也确实有魔幻现实主义生长的土壤。在当地传统中,无论是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还是相对严谨的史学著作,都有这样的基因。受到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当地作家结合本土的文化资源,写出了一些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例如扎西达娃和色波,不仅当时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作家。

                读书周刊:您用汉语和藏语创作小说,也将两种语言相互翻译。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创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万玛才旦:不同的语言有各自的特点,语法不同,思考方式不同,背后的文化也不同。颜色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红色在汉文化中象征吉祥、吉利,“红色的太阳”在汉文化中是一个好的意象,但在藏文化中若想表达正面的含义,藏人会说“金色的太阳”或者“黄色的太阳”。你看,寺院的墙体是黄色的,活佛的衣服是黄色的,藏文化中的黄色和金色是尊贵的颜色。

                所以,有时候即使我用藏文和汉文写同一个故事,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这样的写作需要一个方式的转换,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翻译。在写作过程中,首先要尊重原本的文化基础,再从写作的语言里找到适合的呈现和表述方式。

                此外,在进行描写的时候也会根据情况做一些取舍。比如我的小说《尸说新语:枪》有汉语和藏语两个版本:用汉语写作时,为了让读者理解,故事背景和内容需要用“引子”的方式交代清楚;但在用藏语写这篇小说时,就没有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出来,因为这个故事在藏区家喻户晓,不读书不识字的人也都知道。

                读书周刊:作为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摆渡者,会不会有时也会有差异感?

                万玛才旦:我想是会有一些的。从小生活在一个文化语境中,不会觉得其中有什么可质疑的。但长大以后,接触到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文化,接受了另一套教育体系,就会回过头去反思原来的文化。

                但藏文化、汉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会使这些撕裂的东西慢慢地在我身上生长。我用藏语写小说,很多人会说我受到了汉语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我用汉语写小说,也会有人认为我受到藏语文学的影响。影响一定是存在的。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笔财富,它让我有了更多的参照。

                生活与创作

                很多时候,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它们的界限在哪里

                读书周刊:对于您而言,生活与电影、文学创作有怎样的联系?

                万玛才旦:我的生活和创作,正如我在《故事只讲了一半》这本书里讲的那样:“很多时候,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它们的界限在哪里。我分不清。”

                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我会经常处于一个想象的状态,真的有点分不清两者的界限;另一方面,小说里的故事,也是基于自己真实生活的经历。尽管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是虚构的,但很多基础的东西,比如情感和细节,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换言之,情节是虚构的,细节是真实的。

                读书周刊:您有很多聚焦女性人物的作品,让我好奇生活中女性对您的影响。

                万玛才旦:我也写男性人物,但可能女性人物在我的作品中更加突出和特别一点,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女性在故事中的位置与故事讲述的重心有关,并非刻意选择。比如《气球》《水果硬糖》这样的故事,讲生育和母亲,核心人物自然会落在一个女性身上。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身边有很多女性——母亲和母亲的姐妹以及我自己的姐妹,她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能深深地理解她们的处境,在创作的时候,我能够与她们共情,能够与她们同呼吸、共命运。这些女性进入我的故事是件很自然的事。

                文学与电影

                两种我都喜欢。文学有文学的优势,电影有电影的魅力

                读书周刊: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您讲述的很多故事都是戛然而止的,呈现一种未完成性和开放性。有人认为这样的处理,留给读者很多思考和体味的空间,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结局不够完整。您为什么偏爱给故事“留白”?

                万玛才旦:未完成性和开放性是不同的,前者是未完成,后者则是对叙述方式、对情绪的探索。

                比如这本书中的同名短篇小说《故事只讲了一半》,里面没有讲完的故事,源于一个藏族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我是知道的,我可以把它讲述完整。但小说不是故事会,我认为用这样“只讲一半”的方法,效果也许会比把故事讲述完整更好,带给读者的东西会更多。这是一种未完成性。

                而开放式结尾对我自己而言也是未知的。就像《气球》宣传词说的那样“信仰与现实如何抉择”——卓嘎最终有没有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她和妹妹去寺院是去出家还是会回来?这些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创作者并非全知全能,面对一个两难的抉择,不能代替人物做出选择,而只能呈现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读书周刊:您曾明确反对二元对立式的解读。

                万玛才旦:是的。创作不是数学题,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故事的解读都会不一样,是很个人化的,是很难说清的。我觉得一部作品在完成以后就脱离了作者,它会有自己的命运,读者和观众会有自己的解读。总有人问我,你的电影到底要表达什么?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物?关于创作,我更愿意保持一点神秘感。

                读书周刊:相比电影,您更早接触文学,这么多年也一直坚持文学创作。

                万玛才旦:从时间上讲,我对文学的爱好早于电影。因为小时候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和文学有了接触,读书识字之后接触到更多作家的作品,对其中某些形式产生了兴趣,自己也想要尝试这样一种文学的表述,于是就慢慢开始写作了。上了大学以后,读藏语言文学专业,要写一些东西,我就把以前的一些习作给老师看,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给杂志社。1992年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发表了人生第一个短篇《人与狗》。

                一个人真正爱好一件事,就谈不上“坚持”了——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天然的爱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也是一件做起来让我很享受的事情,不会觉得费力,不会纠结要不要继续。

                读书周刊:相比电影这种更新潮、更直观的表达方式,您会更偏爱传统的文学表达吗?

                万玛才旦:文学和电影,这两种我都喜欢。文学有文学的优势,电影有电影的魅力。

                文学创作可能更接近内心,不受外部物质条件的限制,灵感来了就可以组织语言写出来,是一种自由的创作。作品一旦完成,发不发表、有多少人看见对我而言并不重要。电影受外在影响更多,题材、资金、制作等方面都会对创作有所限制,商业上的成功和艺术上的突破也很难达到平衡,一方总会削减另一方。电影拍出来后,又跟很多人有关联,所以你得想办法让更多人去看。

                读书周刊: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小说和电影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很多小说是由您自己改编成电影的。

                万玛才旦:大家在读我的小说的时候,说我的小说里充满了画面感,充满了电影中的意象和节奏;在看我的电影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电影里面充满了文学性。这种相互的关系,说是互补也好,说是对立也罢,我觉得是一直存在的。

                虽然我的很多电影都来源于我的小说,说起来是“改编”,但其实是再次创作。例如《塔洛》和《气球》,以小说形式出现的文学描写和以影像形式出现的电影叙事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此外,也不是所有小说都适合“改编”成电影,可能在《水果硬糖》中可以找到电影的元素和基础,但《乌金的牙齿》的故事更适合小说,不会考虑拍成电影。

                传统与现代

                这对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一开始可能比较和缓,但慢慢发展到后面会变得剧烈

                读书周刊:您的创作,始终关注西藏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在您的故事中,轻快的气球,是飞舞在天空中的现代化浪潮;庄重的嘛呢石,是铺陈在高原上的历史宗教传统——新与旧、轻与重,产生了很多冲突、碰撞。您是怎么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

                万玛才旦:传统和现代是现实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想要讲藏区的故事、讲当下藏人的处境,背后传统的、宗教的部分就会自然而然地带进来。

                我的作品一直在呈现两者的关系,而且,用心看的话,读者和观众也许可以发现,我呈现的这对关系是一直在变化着的。这一点,在我的电影中会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在我的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可以看到,一些带有现代元素的东西,比如电视机,进入藏区之后,对传统产生了缓慢的、平和的影响。电影名字《静静的嘛呢石》本身就是这一现象的象征——大大小小的嘛呢石在藏区随处可见,它们几百年、几千年地立在那里,表面似乎看不出任何变化,但其实内里一直在发生着一些改变。

                到第二部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的时候,两者的关系变得明显,甚至有点紧张起来。跟着故事中的摄制组去寻找演员,你会发现,寻找途中有很多地方已经悄然改变——藏戏的剧团解散,道具蒙尘,演员或出家或打工,到了表演的时间,人也凑不齐。呈现这些改变,可以让观众体会现代对藏区文化与传统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到《塔洛》和《老狗》这几部电影时,现代对传统的撞击已然特别明显,甚至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撕裂感。从《静静的嘛呢石》到《老狗》,按顺序看下来,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10年左右当地发生的变化。

                所以,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方面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另一方面,这对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一开始可能比较和缓,但慢慢发展到后面会变得剧烈,甚至对传统的根基形成冲击。我亲身经历着家乡所经历的变迁,亲身感受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织与隔阂,我希望通过电影和文学,向大家展示矛盾与融合的细节,呈现生活里那些失衡的重量。

                读书周刊:您在用心捕捉、含蓄表达“变”的同时,也似乎在强调一些不变的东西。您觉得哪些是民族特有的、根本性的东西,它不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外来的影响而变化?

                万玛才旦:一些精神性的东西,会以一种信仰或者传承的方式一直存在。比如《寻找智美更登》,摄制组在寻找“智美更登”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有一次,“演员”在酒吧里问“导演”——你觉得智美更登代表了什么?导演回答,智美更登代表了慈悲关怀和无与伦比的爱。我觉得这是藏族一直保持着的东西。这部电影有一部分是在甘南州拍的,我在那里有个同学,他来探班,告诉我这里有个真正的“智美更登”,而且还把他带来了。我和这个人交流,他的故事跟智美更登的故事差不多。

                其实,我写“智美更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中还有这样的人。这个故事,更像是一个寓言,但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竟然存活于当下。与那人交流后,我赶紧把他部分真实的故事写进剧本里。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影,也许还记得那一段,那个人物拍的是背面。因为,他对我来说像是个不太真实的人物,有一点虚幻,你很难想象真实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个人,但他确实存在。

                过去与未来

                写写小说、拍拍电影就足够了,不强求自己去做做不了或者不想做的事情

                读书周刊:过去的人生中,谁是对您产生影响、意义重大的人?

                万玛才旦:小时候,因为爷爷认为我是他舅舅的转世,所以就一直带着我生活。爷爷抚养我长大,送我去上学,给我关怀与爱。

                在我们小时候的成长环境里,没有太多别的机遇,只有读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才有可能走出村庄。那时候,读到中专毕业就能分配到工作,就能得到一个“铁饭碗”。爷爷让我去读书,就是出于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我未来能过得好一点。回望来路,如果没有爷爷,我可能不会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就很难走到现在。

                尽管从小和爷爷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在母亲身边长大,但我的童年未曾缺失过母爱,因为,母亲的妹妹(我的姨姨)和我们一起生活,她像母亲一样爱护我。

                读书周刊:《特邀演员》中的老人身上,有爷爷的影子吗?

                万玛才旦:没有。《特邀演员》中的老人是我很久以前在某个地方遇到的老人,当时也见到了他的妻子,两者在年龄上、形象上有很大的反差,所以,这个老人的形象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间接地影响了这篇小说的创作。

                我爷爷更接近于《静静的嘛呢石》中的那个老人——他的形象、说话方式、对世界的认知,都带着爷爷的影子。

                读书周刊:记忆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场景或画面?

                万玛才旦:小时候对故乡以外的地方都充满了幻想和期待,不要说对布达拉宫,就是对县城,都是十分向往的。也没有见过湖泊、海洋,只能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去想象。一直到我十几二十岁时,才有机会来到了青海湖,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如此宽广的水面。尽管事先有耳闻,也想象过很多遍,但真正见到青海湖的那一刻,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当幼时的想象和现实的场景相互重叠时,那种感觉非常奇妙。那一刻的场景与感受就在脑海中深刻地留印下来了。

                读书周刊:对未来您有怎样的展望?

                万玛才旦:现在我人生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了,未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对我而言,写写小说、拍拍电影就足够了,不强求自己去做做不了或者不想做的事情,就希望简单地生活、简单地创作。

                在生活上,我想回到家乡,回到那个与我牵连、从小生长的文化土地上去;但是在创作上,我希望创作的题材与边界可以再宽泛一些、再拓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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