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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纲:激活生命

                来源:青年报 | 魏锋

                2022年8月6日,李敬泽(左三)齐雅丽(左一)贾平凹(右三)白描(右二)阎安(右一)看望在礼泉休养的阎纲先生。魏锋 摄

                 

                在当代文学史上,阎纲是一位爱憎分明、风而有骨的评论家,是一位热情似火、脉脉含情的散文家,也是一位资深编辑家。从事文学工作76年来,阎纲从未停止过阅读与写作,精神生活一直处于忧患而昂扬的状态,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80年代,阎纲对陕西作家发出振聋发聩的“走出潼关去”的呼声,从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一直到邹志安、王愚、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作家、评论家,阎纲几乎为他们每一位的成就撰文叫好,对“文学陕军”的队伍培养付出巨大心血。

                在耄耋之年,阎纲自京城返回家乡陕西省礼泉县,依然笔耕不辍,关心支持陕西文学,扶持帮助文学新人,多次深入村镇登门拜访低层作家,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看望失明作家,用节余的退休金帮助出版作品,为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写序,题写书名,签名赠书,写书法200多幅。近日,先生倾家乡之情于笔端,出版散文集《长长的话 慢慢说》和《我还活着》,用实际行动为新时代陕西文学攀登高峰继续擂鼓助威。

                2022年8月7日,阎纲先生90岁寿辰之际,“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在他的家乡礼泉县举行,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表示,阎纲始终充满生活热情,充满了精神上思想上的活力,他现在的文章依然闪烁着光芒,“在某种程度,以我个人的看法,他是我们新时期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代表性的评论家”。

                 

                1 铁凝电话问候,王蒙和蒋子龙传来视频,都认可我的路走对了,那我就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青年报:阎老师好,您简单谈一谈您从事文学创作76年来的经历吧。对于这次座谈会,您有什么感想吗?

                阎纲:我1950年十七岁时创建县文化馆,上大学,进北京,编报刊,不遗余力推荐新人新作。1994年六十二岁时从《中国文化报》退休,从文化到文化大革命再回归到文化,是我生命的链接。

                我说过:“从事文艺工作,《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侯金镜手把手教我学写评论文章,他说:“你自已动手写评论,约人家写评论才有共同语言。”他常常提醒我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要有波澜,要有胆有识,不要胶柱鼓瑟,更不要拿评论训人。”有意思,都是中国作协的标志性期刊,《文艺报》鼓励编辑写评论,《人民文学》不鼓励编辑搞创作,只管埋头给作家“做嫁衣裳”就好。我的评论文章,其实是广告,广而告之:“大家快来看啊,看这些作品多好啊!”果真吸引来大量的观众,1963年成了“‘红岩’年”,《红岩》总印数超过一千万册。

                母亲去世,她是我家最苦、最受尊敬的人,女儿去世,她不相信眼泪,面对死亡非常坦然。我想她们却无以寄托,散文来叩门,我又学写散文,写了《不,我只有一个娘》和《我吻女儿的前额》,充满亲情、人情、人道和人性,不胫而走。

                大热天的,大家来礼泉开会,我感到很温暖。会议上听了各位的发言,传来了铁凝主席的问候,又看了王蒙和蒋子龙的视频,都认可我的路走对了,那好吧,我就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学习柳青,扎根生活,报效桑梓,终老于“地出醴泉”的九嵕山下。

                青年报:您说“散文是老年,小说是中年,诗歌是少年”。九十岁高龄的您,依然关注文坛,孜孜不倦写作。您开始是写评论的,请问怎么写起散文来了?

                阎纲:我写散文是因为散文找我。

                我喜欢小品杂感,没有正经写过散文。母亲在悲苦的深渊里离世,我陷入巨大的悲痛和刻骨的反省之中,散文来叩门,我写了《不,我只有一个娘》。女儿与死神坦然周旋,生离死别,那痛苦而镇定的神态令人灵魂战栗,我想她,散文又来叩门,我写了《我吻女儿的前额》。为了惦念,也为了忘却,更为了报恩,时断时续,撰写《美丽的夭亡》,历时七八个年头,又掉肉,已经皮包骨头了。

                女儿的病床旁,我劝着、哄着,让她安安稳稳地入睡,就像哼着儿歌在摇篮旁摇着、唱着一样。她没有选择眼泪,而且时时提醒人们:“卵巢病变非常隐蔽,万万不可大意!”告别会上,文艺报社和作家协会上上下下纷至沓来。

                女儿墓前,我默默起誓:生命倒计时,我要学父亲和女儿那样对待死亡。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像父亲一样,不与人间争地,不给后代添麻烦;要像女儿那样,坦然面对死亡,该哭不哭,该笑时笑,给人留下内心的禅。我,一介书生,身无长物,没有给儿孙什么,也不想叫儿孙给我什么,再难受、再痛苦,也不哼哼、不声唤,免得家人在病榻前看见心里难受,眼睛一闭走人,任事不知,灰飞烟灭,骨灰也不留。

                至于作品为什么感动父女母女、男男女女,因为我笔下回响着女儿“珍惜生命”的遗言,念念不忘亲情、爱情和感恩。

                青年报:阎老师,您所理解的散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阎纲:什么是散文,说法很多,鲁迅时代诸大家都有高见,当代诸公也有高见。张守仁说散文就是“要有我,写特殊,特殊写”,有意思;牛汉说散文是“诗的散步”,更有意思。

                其实,文学都是“写特殊、特殊写”。也就是说,有独特的发现,独特的感悟,方可以提笔为文。

                有史以来,文学分为两大类:韵文和散文,韵文之外都是散文。文、史不分家,散文与说史水乳交融。随着传奇和说话的出现,散文分成虚构与非虚构两类文字,虚构的散文称作小说等,非虚构的散文称作纪实文学等,包括自传体文学与报告文学等。今天所谓的这种散文,其实是非虚构的散文中纪实文学的一部分,或称狭义的散文。

                借此我也希望搞清楚直到现在仍被弄得混乱不堪的体裁定位。理应是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而不是报告文学包括纪实文学和散文。报告文学是个筐,非虚构的文体尽量往里装,鼓鼓囊囊,成了体裁圈地活动。许多文学奖,只设报告文学奖,助长了报告文学的圈地活动,为什么不设纪实文学奖呢?

                那么,到底什么是散文?我以为构成散文最可宝贵的两个因素是:独特的感悟,自由的抒发。可贵在“独特”,尤其在“自由”!吴冠中生前对我亲口说:“离开感情深邃的意蕴,笔墨等于零。”鲁迅激赞曹操“是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文章“清峻”“通脱”“简约严明”,“想写的便能写出来”。鲁迅这里所说的“通脱”,“想写的便能写出来”,就是自由的抒发!自由抒发什么呢?当然是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

                难道其他文学样式不是“主体精神”的“自由抒发”么?其实也是,但是散文更自由,不加掩饰,甚至于赤裸裸,我曾说过:散文是“情之裸美”。

                我们当前散文所欠缺的,恰恰是散文作家主体精神的缺失,前怕狼、后怕虎,辞藻华丽而思想贫乏,不无感动却少有震憾。

                2 我喜欢雨果说的这句话:“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

                青年报:有文章介绍说,您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火,您的散文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您的那几篇文章我们拜读了,不仅有感动,而且还有震憾,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阎纲:这是放大了我对艺术的追求而后用来勉慰我的话。文学是人学、情学,人的情欲学,情根于爱。传奇传奇,无奇不传,因情奇而传。以火样的热情激活生命,以莲样的精神净化心灵。

                侯雁北教授写道:阎纲在《美丽的夭亡》里写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运用了以乐写悲的手法。女儿的电脑里藏了一则短文《思丝》,写到年轻女子对满头青丝的钟爱,她却以“秃头示人”,而且反复说“没头发好”、怎么好。最后说,翘首盼着青丝再生,“谁光头谁光去,反正我不!”诙谐幽默,寓庄于谐,痛苦而镇定的神态令人灵魂战栗。何况女儿的女儿叫“丝丝”。

                以乐写悲而倍增悲怆,这种独特的反衬手法,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女儿阎荷是一枝荷: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载不动,许多愁,这也是我的散文梦。以乐写悲而倍增悲怆,以悲写乐而倍增乐感,以乐写悲,以悲写乐,人间至情,自然出之,连带些痛切而温馨的暗示,这种独特的反衬手法,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散文自由通脱,尽可以敞开心扉,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怎么写读者咀嚼有味而不致硬着头皮受罪就怎么写。

                步入老年,半生顿踣,悲欣交集,痛苦多于欢乐,时不我待,其言也善,或甜或辣,或悔或怨,或无悔无怨快意人生,非虚构的散文不请自来。杜甫晚年心有戚戚:“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霜。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可是汪曾祺说:“老年人的文体大多比较干净,不卖弄,少做作,但是往往比较枯瘦,不滋润,少才华,这是老年文章之一病。”

                冰心却不,特别是她文革后的散文。冰心写来,一方面亲切、不隔,犹如老奶奶抚摸着、拍打着;一方面又是一个过来人做心灵的内省和独白,“我呼吁”,敢于直言,清醒地做着美好的梦,梦里充满人性的生机。像说话一样无拘无束,像禅机那样耐人寻味。

                我也说过:“散文是老年”,因为散文追忆、缅怀、恋土、伤逝。按铁凝的说法,人类尚存惦念,所以人类有散文。惦念别人和被人惦念,都是美好的情愫。惦念,长者最善此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越活越明白,加之文笔老辣,连缀而成人生的一部活《春秋》。所以,比我们早觉悟二十多年的顾准,不承认“终极理想”,推崇“从诗到散文”,即“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八十年代巴金的五卷《随想录》出版,九十年代一批深谙世情的老作家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等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老来尚有疏狂志,干戚犹能舞不休?”散文随笔大行其道。

                我也常说:“古今至文多血泪,散文尤甚。”写散文很苦,但散文既真、且善、又美,饱含艺术自觉的韵味。我是见贤思齐,晚年直追前辈先贤。李大钊,三十八;瞿秋白,三十六;德劭如鲁迅,五十五。我还活着。只要天假以年,我要用散文敬畏天地,用血泪浇灌苦参,一瓣心香,为先驱们敬燃。

                青年报:作为孙犁先生生前的访友,孙犁先生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在您研究他的过程中,您最大的发现又是什么?

                阎纲:孙犁一生爱大众。他革命,抗日,弄文,赋于大众最高的热情和信任。他深入大众的灵魂,问寒问暖问道问路,总觉得欠着他们什么。他甚至说:“不忘自己的母亲,土地,文字就不成问题。”

                在大众面前,他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谦恭的位置上,眼睛朝上看他们,人民大众就是母亲大地,是父老兄弟,从不以教育者的姿态出现在作品里,更不以教训人的口吻和政策的执行者的身份说话。对人民,他感恩戴德,毕恭毕敬。

                孙犁以《铁木前传》这部薄薄的杰作告诫我们:艺术不能太直、太露、太硬、太凶,要学会写个别、写偶然、写形象,甚至写侧面、“言不及义”,不然,于艺术之道根本没有入门。

                孙犁是文学大师,是理论大家,是做人的楷模,自成一家,只此一家。

                青年报:您还经常引用牛汉“散文是诗的散步”这句经典,让散文向诗靠拢,提升散文的审美层次,这是对散文很高的要求。

                阎纲:既然是“诗的散步”,文字必须精炼,有韵味,以我少少许胜人多多许,不能像出远门似的把什么都往包袱里塞。出远门不能漫无边际,行程再远最后还得回到家里。文学多情,语言要清通传神,千万别“转”,假模假式、堆垛词藻,辞费白开水。你要存心折磨读者,你就把话说尽。来日无多,谁有工夫陪你透支生命!

                作者切不可把自己当成读者的教师爷,你民我主,教你怎么做人、怎么行事。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少优秀的作家在这方面吃过大亏。像孙犁那样自始至终尊劳动人民为衣食父母者,很难找。

                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拉家常、同朋友交心说知己话,恂恂如也,谦卑逊顺,不摆架子不训人。只要明白这一点,手则握笔,口却登场,管它街谈巷议,我自驰骋笔墨。

                青年报:您在读经典散文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体验呢?

                阎纲:首先写父亲、母亲、恋人和爱人,写没齿难忘的骨肉亲情,写死去活来的爱,“端起饭想起你,眼泪掉在饭碗里。”这还得提孙犁,他的《亡人遗事》,快读,三五分钟,掩卷后能让你心酸大半天。散文写爱,要动真感情,作者掉泪,读者才可能含泪。

                我服膺雨果两元心灵对立的艺术哲学,也喜欢他的这句话:“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

                作家学习先贤经典,就得给自己立个规矩:一、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你的灵魂,不要动笔;二、没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不要动笔;三、情节是天使,细节是魔鬼!没有一个类似阿Q画圈圈、吴冠中磨毁印章那样典型的艺术细节,不要动笔;四、力求精短,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

                当下的好多散文越拉越长,含诗量稀薄,文采韵味不足,巧构乏术,抽象大于形象,笔无藏锋,甚至于轻薄为文,“谋财害命”,此风不可长。

                青年报:在创作中,我们应该怎样继承老一辈散文作家?

                阎纲:散文作者的口味各异,不能强求。在博览诸家之后,喜欢哪位名家就专攻哪位名家的精品,学着学着就跟他走了,不由自主地,越学越像。吴冠中称“鲁迅是我精神上的父亲”,他亲口告我说:“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少一个鲁迅中国的脊梁骨会软很多,少一个画家则不然。我坚信,离世之后,我的散文读者要超过我绘画的赏者。”

                我说:“你的《他和她》,目下散文,写暮年亲情,无能出其右者。”他摇头。我又说:“吴老呀,你写的散文特别是《他和她》,空谷足音,人间哪得几回闻!‘她成了婴儿。”开篇普普通通五个字就打动人心;最后几句话:‘他偶尔拉她的手,似乎问她什么时候该结束我们病痛的残年,她缩回手,没有反应。年年的花,年年谢去,小孙子买来野鸟鸣叫的玩具,想让爷爷奶奶常听听四野的生命之音,但奶奶爷爷仍无兴趣,他们只愿孙辈们自己快活,看到他们自己种植的果木。’《病妻》的结尾更震撼:‘人必老,没有追求和思考者,更易老,老了更是无边的苦恼,上帝撒下拯救苦恼的种子吧,比方艺术!’不尽的叹惋和眷恋,淡淡的垂暮之忧,却无一丝的沮丧与悲凉,大胸襟,大手笔,我辈怎能学得!”他微微一笑。

                更令人吃惊的,是吴老大清早买煎饼吃过后,同“病妻”坐在我们楼下草坪边的洋灰台上,打开包儿,取出精致的印章,有好几枚,磨呀磨,老两口一起磨。卖煎饼的妇女走过去问他:“你这是做什么?”他说:“把我的名字磨掉。”“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他说:“不画了,用不着了,谁也别想拿去乱盖。”

                3 社会永远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内心冲突中亮起灯火,在发现与创造的博弈中曲折前进。

                青年报:也有评家说,您的风格亲切、真诚,实话巧说,长话短说,摇曳多姿,于淡泊中寄至味。

                阎纲:这也是放大后用来勉慰我的话。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读文学首先读语言,语言能否像蜜糖一样粘人,养眼入脑,是赢得考试的第一大难关。

                小时候,常在鲁迅题赠“古调独弹”的西安易俗社看戏,稍长参加“自乐班”活动,继而参加解放军宣传队演出,一直到创建文化馆、县文联组织剧团演出,至今不放过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精彩播放,戏曲成了我毕生在读的艺术学校。

                读《李笠翁曲话》,“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与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是说好的戏本既是案头作品,又是口头作品,既是视觉艺术,又是听觉艺术,语言运用关乎成败,必须“手则握笔,口却登场”以致“观听咸宜”。我庆幸自己所努力的正是这个方向。但李渔更强调作为“戏胆”的“机趣”,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为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有无“戏胆”的“机趣”,才是区别戏和非戏的审美标准。

                青年报:您的作品大多蕴含着命运的沉重和灵魂的撞击,有一种“悲剧色彩”,强调沉郁的人生体验。您是怎么看待“悲剧”?

                阎纲:我爱悲剧,爱喜剧里的悲剧因子,因为悲剧里有崇高,历史在悲剧中发展。

                大转折时代,众声喧哗,兴国之道蜂起,只要作家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深入灵魂,一定会深有感触又心生疑虑。理学大师陆九渊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小进,大疑大进。”不去洞察輿情,不敢坚守己见,不敢自主创新,把主体的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把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结合起来,安于“輿论一律”,怎么保险怎么来,好好好,一切皆好,人云亦云,若乎此,所剩的一丁点儿“艺术家的勇气”(恩格斯语),远逊于独立思考的亿万网民,这也是悲剧。

                文学的大忌在“讳”——为大人讳,为尊者讳,为名者讳,为贪者讳,甚至于为被颠倒的历史讳。

                社会永远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内心冲突中亮起灯火,在发现与创造的博弈中曲折前进,居安思危恰恰是文学文体的强势所在。

                青年报:您结合一下自己的经历,谈谈您是怎么看待传统文化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的?

                阎纲:我刚刚说过,打自小爱看戏,戏曲成了我毕生在读的艺术学校。戏曲的唱词就是我心目中最早的诗;戏剧冲突成为我理解艺术的重要特征;戏曲的对白使我十分看重叙事文学的对话描写;戏曲人物的脸谱反使我对艺术人物的性格刻画产生浓厚的兴趣;戏曲语言的大众化使我至今培养不起对洋腔洋调过分欧化语言的喜好;戏曲的深受群众欢迎使我不论做何种文艺宣传都十分注意群众是否易于接受。

                渐渐长大,戏曲在我心目中的审美特征日渐突出。《平贵别窑》里一步三回头的种种动作表情和声声凄厉的叫唱撕心裂肺。《十五贯》里娄阿鼠同算命先生言语周旋、顺着锣鼓点在条凳上跳来跳去,将猜疑和恐惧推向极致。《蝴蝶杯·藏舟》和《秋江》不论是说、是唱都在当夜的江中央。《打渔杀家》里桂英女前台焦急地等待老爹,后台同步传出“一五!一十!十五……”的杖击声声声入耳。《四进士》里宋士杰撬门、偷书、拆书、抄书,边动作边唱出的惊恐与激愤惟妙惟肖。《赵氏孤儿》一个接一个危亡场景的显现,走马灯似的惊愕失色,无不勾魂摄魄,牺牲与崇高直逼人心。特别是我省陈忠实、贾平凹赞不绝口的秦腔,“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当年计数)人民吼唱秦腔”,不是唱而是“吼”!不论大净如包公还是小生如周仁,一概发自肺腑地吼,借用全身力气吼,慷慨激越,热耳酸心。正是这样唱着、吼着,凉州词、塞上曲,黄沙百战穿金甲,万里黄河绕黑山,更催飞将追骄虏,相看白刃血纷纷——呼啸厮杀,何等悲壮啊!

                绘画与音乐、造型美与语言美,在抽象或半抽象的写意空间巧妙融合,在象征性的一席之地演绎出一出出人生大戏,那样夸张真切,那样谐和优美,那样淋漓尽致,那样入耳入脑、沁人心脾——啊,神妙的精神艺术!

                当然,钟爱戏曲艺术也带来艺术趣味的偏颇,人物刻画的扁平极易导致形象的脸谱化,直、白、露,我都认账。

                但观大略一句话:不错,摹仿、继承是必由之路,但要超越,殊不知文学史上群星璀璨,数来数去只有一个鲁迅、一个胡适、一个梁实秋、一个冰心、一个孙犁、一个吴冠中!

                青年报:阎老师,请您结合您从事文学创作76年来的经验,为读者介绍下如何读书?

                阎纲:读书好啊!我今年虚岁91岁,活到老、学到老,手不释卷,不可一日无书,每天都得读书。读书呢有好处很多。第一,多读书,勤用脑,延缓衰老,不至于老年痴呆,出门走失找不着回家的路。第二,读书好,读好书,要同国内外一切一流的文学家、思想家进行灵魂的对话,活到老要心里明明白白。第三,全世界各个民族,不管是什么国家,最大的幸福是手中有粮心不慌,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手中无书心里发慌。所以说,读书好啊!读书能懂得很多的道理,活,要活个明明白白。读书好啊,仅供参考,谢谢!

                青年报:阎老师您回到礼泉后,精神矍铄,老骥伏枥笔耕不辍,发挥余热为家乡文学事业做出贡献,依旧驰聘在文艺评论和随笔间。想请您谈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长寿的秘诀。

                阎纲:好多人问这个问题,顺便作个解释。人问我长寿的秘密,我也纳闷,怎么一转眼成了鲐背老人!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干不完的事,心无旁鹜,没有工夫叹息,八个字:“能吃能睡,没心没肺”,如此而已。

                青年报:谢谢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文学青年》的扶持,衷心祝福您人笔双健,万事如意。

                 

                受访者简介:

                阎纲,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调中国文化部。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曾参与编辑的报刊有《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主要著作有《文坛徜徉录》《神·鬼·人》《阎纲短评集》《文学八年》《余在古园》《文学警钟为何而鸣》《冷落了牡丹》《哭笑不得》《惊叫与诉说》《座右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等。多次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研究成果表彰奖、中国新文学学会优秀论文奖、中国新闻奖报刊副刊作品年赛金奖。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老舍散文奖榜首、《芳草》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头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头奖、《北京文学》报告文学奖和石膏山杯报告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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